新冠肺炎袭来时,所有行业都未能幸免。但相比于可以组织线上办公的互联网公司,手机行业有着特殊性,从跨国备料、生产到销售,漫长的链条考验着一家手机厂商在疫情之下的承压能力。这是制造行业的特性,他们需要更大的协调能力和风险判断能力。
而通过一家国产手机厂商的抗疫样本,不仅让我们看到制造业背后的艰难和脆弱,也能看到一个完整产业链如何协同应对史上最大的黑天鹅事件。
事实上,尽管遭遇了如此大的行业性的危机,但我们也看到,主流的手机厂商都在3月份如期发售了新品。3月底,中国的手机工厂,生产已达到常规水平。
春节假期前的一周,OPPO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年会,1400多桌填满了整个深圳会展中心,气氛融融,上万人一起迎接着2020年的到来。
1月21日,新冠肺炎疫情明确会人传人。OPPO采购部门组织了内部评审会,并紧急启动供应商筛查工作。
供应链在整个环节里最先受到冲击。物料供应环节如果出问题,后面的生产和销售一切都是空谈。这对于负责采购执行的李珠博和其团队而言,压力巨大。
但因为临近春节,留给采购部门的时间只有两天了,OPPO采购团队的初步筛查主要针对湖北供应商,其他地方的供应商通过电话和邮件的方式进行了询问,当时识别出了三家存在高风险的供应商,全部集中在武汉周边城市。
而影响最大的是武汉一家生产摄像头零部件的企业,整个行业都在使用这家公司的器件。这家企业的产能影响到整个行业的进度。
对应采购员听到武汉要封城的消息后,第一时间电话过去确认,得到的回复是,留守员工只能支持原来20%的产能,这就意味着未来这个零部件会成为一个行业紧缺资源。
事不宜迟,OPPO采购团队赶紧启用了第二和第三梯队供应商的认证。“最后资源出现紧张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跟供应商有提前沟通。”
除夕前一晚,这家武汉的供应商来电告知,他们已经收到了政府通知书,要求内部园区封锁,人员不能流动,在宿舍自行隔离。一个小时后,另一家手机厂商的电话也打给了这家供应商。“这种判断,在紧急时刻至关重要。”提前沟通,给他们争取到了一点时间。
1月28日,OPPO供应链再次召开会议,此时疫情已经超出了大家年前的预估。疫情之初,他们更多考虑的是湖北地区。
那天之后,李珠博所在的采购团队开始每天早上8点开例会,上报前一天供应商的状态和人员复工的情况。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3月中旬。“采购团队有相当一部分的同事,到现在为止一直没回过老家。”
国内疫情达到高峰的时候,OPPO采购部门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是,旗舰机型Find X2卡在了即将量产的关键阶段,原材料都已备好,就等着最后送到OPPO的工厂完成最后的工序。
Find X2有很多新工艺,比如陶瓷的电池盖,在之前的机型上没有大批量使用过,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多技术人员的支持,否则对良率影响很大。
李珠博透露,被动元器件通常会提前16周左右备货,而陶瓷这些结构件则会提前6~8周不等,疫情爆发时影响的不是芯片这些备货周期更长的器件,而是结构件物料。
但供应商的工程师又都困在了家里,相比于互联网公司可以用远程办公的方式弥补,制造业的很多工作有着特殊性,比如样品制作、工艺调试都必须现场完成。
唯一庆幸的是,结构件供应商很多都集中在东莞周边,OPPO派了自己的工程师过去,“他们的人回不来,我们的人就上”。 在两三周时间里,基本靠着OPPO内部的开发工程师压缩了进度。
“最终并没有影响到我们整机的生产,只是库存相对不是那么充裕。” 而到了3月底,国内手机供应链的复工状态基本达到了疫情爆发前的水平。
除了工程师,产线工人也出现了一个月的用工荒。 当时有个调研数据,整个手机行业供应链在2月初,产线%的产能影响。”小米中国区总裁卢伟冰曾在接受AI财经社专访时说,“今天最大的问题是,非常多的工人出不来,即便到了还需要实施隔离。这肯定会对生产造成影响。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基础储备的货在那里。”
除了人工,工厂复工需要满足一定的防控条件。OPPO购买了一些防疫物资,包括口罩、消毒水、测温枪,调拨给了供应商。李珠博还记得,采购团队甚至联系了迪拜的货源商帮他们购买口罩,寄回国内。
“我们还适当给供应商一些资金和账期上的支持,让对方尽快有资金流动运转。”李珠博说。
然而,国内疫情稳定之后,几乎没有给采购团队喘息的机会。3月底,海外的疫情又开始爆发。而海外供应商的数量占到了OPPO的近30%。
海外供应链的问题主要在货运物流。各国都在通过限制航班运力的方式,防止疫情的扩散。这对物资采购的准确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李珠博透露,定了货舱后,如果货物到晚了,造成航班不能起飞,同样要赔偿航空公司的损失,甚至要承担一定的关务风险。
OPPO供应链内部立刻成立了海外物流小组,每天针对海外供应链所在国的政策、货运状态,做复盘,预测第2天以及未来一周的运力情况。
“现在为止,物流这一块,勉强还是能够达到我们的需求。” 李珠博说,越南是唯一一个出现过完全禁止货运的国家,但也只持续了两三天时间,很快又重新放开。
李珠博在OPPO工作了十几年,从功能机做到智能机,经历了供应链的风风雨雨。最近一次的供应链危机发生在2016年,内存缺货导致整个行业面临供应危机。
当时三星的产能只能满足55%的客户需求。一时之间,内存的价格大涨,货源紧缺,影响到新机的生产和销售,这件事情在六七个月后才让整个行业缓解过来。
“因为公共卫生事件影响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李珠博最近也在反思疫情对整个供应链带来的影响。
通常手机厂商都会有一张供应商地图,之前大家关注的是供应商的分散性,不同物料的供应商,会尽可能分散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OPPO也一直在做这样的布局。
“但从这一次来看,波及范围大到超过我们原来预想的时候,光是从这种地域上做一个分散,已经没有办法彻底掌控这个事情。”他在思考如何去平衡国内与海外物料之间的可替代性,“供应链的思考还得重新审视一下”。
在李珠博为了保证供应而忙得不可开交时,OPPO支持与服务系统的林财贵发现,他们派出去采购口罩和其它防疫物资的同事回来反馈,口罩是越买越贵,越买越少,“不是长久之计”。
这个问题在当时非常普遍,上游供应商以及周边企业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一位在广东中山的制造业老板曾告诉AI财经社,他们为了能在2月10日复工,专门准备了一个月的口罩用量,当时口罩的供需矛盾已经有所缓解,但依然花了3.5元每个的高价从市面上购买。
但OPPO作为手机厂商,其特殊之处在于,春节后是新机发售的高峰期。3月份的旗舰机Find X2即将发布,这是OPPO两年来为冲击高端市场最为看重的新品。
手机企业比其他行业对复工有着更迫切的需求。而厂商每年都会在工厂留下一批工人,为新机生产做准备。今年,OPPO的工厂有上千人留在东莞过年。
而这些人却成了疫情期间最宝贵的资源。东莞其实是口罩生产的重镇,但在疫情紧张时,不少口罩厂陷入困境,因为工人已经返乡,口罩厂有材料和设备,但缺人。大年初三,OPPO派了几十名技术和生产人员去本地口罩厂支援,持续了将近2个月。
与此同时,OPPO内部也决定自己生产口罩。1月底就开始做相应的筹备工作,比如规划场地,购买口罩机和原材料,申请生产资质,了解行业的品质标准等工作。当时疫情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口罩机已经是稀缺资源。
林财贵团队费了很大劲,终于买到了第一条口罩生产线,前后折腾了将近半个月时间。“终于有口罩线了。”林财贵现在提起这事,仍是特别激动。
2月10日,OPPO自己生产的第一批口罩下线,当天只出来了几千片口罩,后来逐步提升到日产四五万片、七八万片,直至达到日产十几万片。这是制造业的规律,新接触的事物都需要经历量产爬坡的过程。
口罩这个东西看着简单,但诸多因素都会影响着产线的运转。比如口罩机换料,每隔一个小时就要进行一次,如果出现偏差,需要停下来重新调试,往往会浪费几个小时。OPPO专门针对换料环节做了工具优化,并对技术员做了相应培训,摸索了一段时间。
OPPO前后买了四条口罩机产线,却分属于三个不同品牌,每个品牌的设计工艺和配件都不一样,“这个过程还是很痛苦的,磨合一到两个礼拜。”林财贵说。
口罩在疫情发生之前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行业。口罩机是一个高度自动化的设备,除了包装环节对工人有较多需求外,前端口罩生产环节的设备调试维护,更依赖有相应经验的设备技术人员。所以当需求井喷时,厂家为数不多的技术人员变得非常抢手,网络上流传着日薪数千元招聘技术员的信息。
而此时,OPPO也面临缺乏相应经验的设备技术人员,林财贵除了想法设法协调厂家技术人员到现场支持、远程视频指导外,也安排了专职工程师和技术员自己摸索。同时,OPPO之前派出去支援本地口罩厂的技术员也给他们自己的生产带回了宝贵经验。
除了有口罩机调试经验的技术人员,易耗件及口罩机配件也是问题。诸如鼻梁切刀、面板滚花刀、面板切刀、耳带剪刀等易耗件都需要经常更换,而且不同品牌的设备之间还有差异,口罩设备厂家本身已经忙得焦头烂额。林财贵决定,这个时候不能等厂家,安排工程师自己测量及画图,找相应的加工厂制作。
同时,为了保证生产出问题后能内部自己快速解决,团队提前识别了因设备高速运转而容易损耗的配件,包括超声波焊接、多种规格气缸、气管、轴承、节流阀等,并提前做了相应的措施和采购储备。
这是制造企业和实体经济在疫情面前展现出的优势,他们有工人,有设备,还有技术人员,当市面上买不到某类零部件时,很快能自己组织生产。
OPPO四条口罩生产线可日产三十多万片。OPPO将自己生产的口罩分发给了员工、一线促销员和部分供应商。同时在自产自足后,OPPO也将前期海外采购的N95口罩都做了捐赠。“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3月15日,OPPO开始将此前筹集的30万只赠送给了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等疫情严重的国家。
厂商克服重重困难把手机生产出来之后,因为门店无法开门营业,销售又成了一个难题。
张雅静是安徽淮南的一位销售顾问,在OPPO工作将近10年。往年,这是她一年中最繁忙的时期,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搅乱了这一切。她所在的门店在2月5日就暂停了营业,她一度非常焦虑,担心因为闭店而导致失业。
张雅静决定通过朋友圈的“私域流量”销售手机,这几乎是所有线下门店采取的做法,当顾客在朋友圈下单后,他们会送货上门。张雅静平时忙于店铺工作,没时间发朋友圈,但疫情的特殊性,让她开始重视线上渠道的销售,她在小区业主群里活跃起来。
她开始适应了新的销售方式。喜欢在朋友圈发一些做饭菜的内容,经常有老顾客留言向她询问菜谱。她惊喜地发现,通过朋友圈的销售,最好的时候一天卖了六七台机器。
一位福建的经销商透露168体育,整个2月份都没有开业,他们全部的收入来自于老顾客。因为线上学习的需求,带动了手机和平板电脑的销售。
“等疫情缓和后,我打算继续拓展一下线上业务,线下顾客的接触总要慢慢来,但是线上顾客大多经朋友推荐,刚认识时就已经获得一半的信任了。除了发朋友圈,我还在想能不能开直播呢。”张雅静说。
与此同时,OPPO也鼓励促销员通过朋友圈等线上方式销售,同时要求保证一线促销员的薪资待遇,不会因为疫情而导致收入减少,还专门给全国7万名促销员发放了每人1000元的疫情补贴。
OPPO比谁都清楚,当年就是凭借线下渠道的全面开花才最终发展壮大,这是他们的核心资产。而稳定这部分的人心,对于恢复销量异常重要。事实上,线下经销商对于OPPO和vivo一直有着不错的口碑,厂家利润空间足够,不压货,也愿意共同承担风险。
OPPO副总裁吴强曾在接受AI财经社采访时透露,受新冠疫情影响,手机销量在2月同比去年下降了50%左右,整个手机行业都遭受了严重的冲击。而从2月底开始,整个市场逐步恢复到了去年同期的水平。
“销售的结构还要进一步的优化。”吴强说,过去OPPO的大部分销售来自线下,尽管线下促销员在通过各种方式降低疫情的损失,但作为公司高层,吴强不得不去思考更上层的东西,就像供应链的风险管控一样,合理的销售结构也将会是应对下一次危机的重要砝码。
当前,随着消费习惯的变化, OPPO也在主动优化条件有限的旧、小、偏远门店,沿街店选择核心商圈的核心位置,同时进入更多的购物中心,提升形象和体验。同时,推进服务转型,推进销售服务一体,持续建设数字化能力,逐步落地提升用户体验的新举措以及精准的用户经营。
随着疫情在国内逐步缓解,工人返岗复工,供应链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线下门店的销售已经重启,销量也在快速回升,终于又看到春天到来的迹象。